■房晓雪
从东九楼的玉兰初绽到西十二的向日葵海，从绝望坡的银杏金黄到青年园的傲雪冬梅，这片过分美丽的校园四季，见证了我一遍遍与晦涩文献的博弈，也见证了我与人生里那些一时没有答案的难题，以及不知来路的迷茫交手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以为大学精神应当是宏大的，是写在校史馆里、悬挂在讲堂上、出现在庄严典礼中的词语。直到后来，我在喻家山下走过许多个清晨和黄昏，才慢慢明白：精神也可以是很细微的。它可能是一位老师在论文批注里留下的几个字，可能是深夜改完方案后窗外仍亮着的灯，可能是课堂上一个留学生第一次完整说出中文句子时的笑容，也可能是暑期实践中，山路尽头一群孩子清亮的诵读声。
它不喧哗，却一直在场；不张扬，却悄悄塑造着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。
我是在走进人文学院之后，开始真正理解华科大的。
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华中科技大学是一所有着鲜明理工底色的大学。这里有奔向科学前沿的实验室，有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平台，有脚步匆匆、目标坚定的青年。可是，当我走进人文学院，走进语言文字、经典传承、国际中文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现场，我才发现，在这片理性、坚实、求新的土壤里，也生长着一种温润而深厚的人文力量。
它像春天东九楼前的玉兰。花开时并不喧闹，只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照亮枝头。它提醒我，知识不只有锋芒，也有芬芳；大学不只有抵达远方的速度，也有回望内心与文化根脉的深情。
人文学院教会我的第一件事，是语言从来不是轻飘飘的符号。一个字、一句话、一种表达方式，背后都连着人的生活、地方的记忆和文化的来处。古人说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语言文字的源头，在人民的日常里，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，也在一代代人共同守护的文化记忆中。
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参与工作时，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。基地的工作看似由一份份材料、一场场活动、一次次整理和策划组成，但它真正关心的，是语言如何抵达具体的人，文化如何进入真实的生活。我们会整理往年的实践资料，会讨论活动怎样设计才更贴近对象，会反复修改策划案中的文字，也会在一张张照片和一段段记录里，重新看见语言文字工作的意义。
那些照片里，有孩子们认真诵读诗词的神情，有志愿者俯身指导发音的瞬间，有老人带着笑意参与普通话学习的画面，也有青年学生走进乡村、社区和学校的背影。起初，我只是把它们当作工作材料；后来，我慢慢觉得，那些材料并不只是“材料”，而是一条条真实的河流。它们流过课堂，流过山乡，流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，也流回我的心里。
我开始明白，推广普通话并不只是推广一种语音标准。它更是在帮助更多人拥有清楚表达自己的能力，拥有与更大世界对话的可能。语言有时像一盏灯，照亮的是一条出行、求学、就业、交流的路；文化有时像一粒种子，埋在心里，也许许久沉默，却终会在某一个时刻发芽。
这种理解，在恩施暑期实践中变得更加真切。
出发之前，我们与实践地一次次对接，联系当地团委，确认活动时间、服务对象、场地安排和实际需求。那些原本写在策划案里的句子，必须一点点落到具体的人和事上。面对儿童，课程要有趣；面对老人，表达要清楚；面对基层语言服务需求，活动不能只追求热闹，而要真正有用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实践不是带着现成答案奔赴远方，而是先学会倾听，学会放低身段，学会把自己的热情安放进一片土地真实的纹理中。
恩施的山水清润，云雾常常很低，像轻轻落在人间。清晨出门时，山间有湿润的风；傍晚归来时，街巷里有烟火气。我们走进实践地，面对不同年龄、不同经历、不同需求的人。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大声跟读，遇到绕口的声母和声调时，会不好意思地笑；有的老人更关心普通话在看病、出行、办事时能不能用得上；也有年轻人谈到旅游服务、家乡发展和与外界沟通的需要。那一刻，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不再只是课本上的诗句，而是山路、汗水、课堂和一次次对话留给我的回声。
我记得有一次推普课堂中，孩子们跟着我一起朗诵朱自清的《春》。也许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篇课文中所有的意蕴，却能把声音读得很洪亮。那声音落在山间，让我忽然想到，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。语言文字的种子，也许就是这样播下的：不一定立刻开出盛大的花，却会在某个孩子心里，留下关于表达、关于文化、关于远方的微光。
也是在那样的时刻，我更具体地理解了华科大精神中的“求是”。所谓求是，不只是书斋里的严谨，也是在真实世界中寻找问题的答案；是把文章写得漂亮，更是把学问做进泥土里，把知识带到需要它的地方。华科大精神不是高处的云，而是脚下的路。它要求我们既要仰望星空，也要俯身看见大地。
如果说恩施实践让我学会走向社会，那么给留学生上课，则让我学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走向世界。
作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，我常常在课堂上重新思考“教中文”这件事。对零基础或初级水平的来华留学生来说，一个声母、一个声调、一个汉字、一个简单句式，都是他们进入中文世界的起点。课堂上的时间被切得很细：一遍示范，一次跟读，一个口型的调整，一个声调的纠正，一句“再试一次”。有时他们读错了，自己先笑起来；有时终于说对了，眼睛里会亮一下。
我记得带学生练习自我介绍时，有人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小心翼翼地放在掌心里；有人把声调读得起起伏伏，却仍然认真地重复；有人第一次完整说出“我喜欢华中科技大学”“我想去百景园食堂吃饭”“今天我有中文课”时，教室里会出现一种很轻的喜悦。那种喜悦并不宏大，却很动人。它让我感到，语言教学最珍贵的地方，不在于学生立刻说得多么标准，而在于他们愿意开口，愿意靠近一种新的语言，也愿意通过这门语言靠近中国。
后来，当我整理口语材料，校对音频和文字稿，分析学习者的声调偏误时，我又在研究中重新遇见课堂。一个看似简单的发音问题，背后可能有母语迁移、学习阶段、输入频率、任务压力和个体差异。最初我容易凭听感判断“准不准”“流不流利”，但真正进入研究过程后，我才知道，每一个结论都应该有证据，每一次判断都需要负责。要耐心地听，要细致地记，要反复比对，也要承认复杂。
这也是人文学院给我的感受——温柔并不意味着模糊，诗意并不意味着松散。真正的人文学问，既要有感受力，也要有方法；既要看见人的处境，也要尊重事实的边界。越是关乎人，越不能草率；越是充满情感，越需要严谨。
我想，这正是华科大精神在我身上的一种生长方式。它没有要求我成为一个只会喊出口号的人，而是让我学着成为一个能够把事情做细、把问题看深、把他人放在心上的人。
有时，我会在校园里走很久。看到东九教学楼外的池塘边又多了几只黑水鸡和麻鸭，西十二外的向日葵花海在盛夏里热烈明亮，绝望坡的银杏把秋天铺成金色，青年园的梅在寒风里静静开放。四季像一部无声的书，一页一页翻过去，也把我的研究生生活一点点写进去。也正是在华科大，我慢慢学会不急着向生活索要一个立刻清晰的答案。学问如此，成长亦如此。很多事情不是一开始就能想明白的，要在课堂里学，在实践中走，在一次次碰壁和重新出发中慢慢靠近。汪国真写过“既然选择了远方”，后面的路便需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。而华科大给我的，正是这样一种继续走的力量。
在我心中，华科大精神是坚实的，也是温柔的。
它坚实，是因为它始终强调求是、创新、担当，鼓励我们把个人理想放进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之中；它温柔，是因为它从不忽视一个具体的人、一种细小的进步、一份缓慢生长的可能。它有理工科的精密、务实和开拓，也有人文学科的细腻、深厚和辽阔。它既能托举科学技术奔向远方，也能让我们在前行中不断追问：为什么出发，为谁努力，又该怎样抵达更有温度的未来。
对我而言，人文学院正是理解这种精神的一扇窗。通过这扇窗，我看见了语言文字与国家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，看见了推普实践与基层需求之间的联系，看见了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中中国与世界相遇的瞬间，也看见了一个普通学生如何在校园四季中慢慢长出自己的方向。
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我心中的华科大精神，我想，那是：以求是之心做学问，以人文之光照亮人，以青年之力回应时代。
未来，无论我继续从事国际中文教育、语言文化传播，还是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岗位，我都愿意记得自己在华科大学到的一切：脚下要有泥土，心中要有文化，眼里要有他人，肩上要有责任。愿自己始终保有对知识的敬畏，对现实的关切，对人的理解，也保有在迷茫中继续向前的勇气。
喻家山下，风吹过树梢，也吹过一代代华科人的青春。所谓大学之大，不只在高楼广厦，不只在学科平台，更在它能够塑造怎样的人，点亮怎样的心，通向怎样的未来。而我心中的华科大精神，正是在这样的日常里静静流动：如灯，如桥，如春水，润物无声，却终将奔向山河。
（作者系人文学院2024级硕士生。）
编辑：牟梓苓霄
审核：万霞、范千
审定发布：詹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