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吴汉榆
开篇词 调寄鹧鸪天
一别瑜珈岁月匆，喜迎校庆在华工。
书斋再见无玄首，笑语当年桌砚同。
栽幼树，捉毛虫。校园生活乐融融。
钻禧此夕来相聚，南北西东诉旧衷。
回归与去国
1953年 我回归了！那时，新中国成立不久，香港和海外华侨子弟，掀起了投奔祖国的热潮，我高中毕业后，毅然选择了回祖国升大的道路，希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。经过四年的机械专业学习和训练，我1957年毕业留校当助教，便带三、四年级学生生产实习、毕业实习和设计。我第一次是带58届学生去齐齐哈尔机床厂实习，记得还认识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及其小组；1964 年又去过中捷友谊厂，随后担任讲授《机械工艺过程自动化》课程和实验。
1964年我校和兄弟院校实习队在沈阳中捷友谊厂
1958年，我在黄岗专区担任技术辅导团工作，1960年晋升讲师。1961年我和严瑞熊结婚，组织了小家庭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一些港澳生都回到香港了，我们克服暂时困难，决定留下来，同甘共苦，继续担任教学工作。我当时和谈宗老师一起，编成《机械制造中的自动生产线》一书，1964年由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作为高校试用教材出版。
文革时，我没有去串连，却有幸参加了“二汽”建厂工作，为《曲轴动平衡自动线》贡献力量。随后下放去咸宁参加放牛和耕田半年，还办了一期培养工农兵学员的试办班。
1974年夏天，为了寻找正常恢复科技专业活动的机会，我回到香港生活和发展事业。
人前甘缩手 专业敢争锋
回到香港，十年人事几番新，一切都感到陌生。首先遇到最棘手的问题，是学历和专业资格不被港英政府承认，工程师如此，医生也如此。因此，我只好一切由低层做起，设计、施工、打杂一脚踢，好处是能很快融入社会，缺点是工资菲薄，只及由英、美回港同班同学工资的五分之一。我也不能计较许多了，反正“人比人，比死人”，我连参加工程师学会也不够资格呢。
抱着人前甘忍让，但专业当仁不让的宗旨，不能让华工丢脸的心态，1978年，我应征入职香港飞利浦公司机械工程师。荷兰人比英国人灵活，不会过于计较你是否有英美学位。他们不歧视中国学历，只看个人表现和能力，三个月试用期，合格便留下。凭借我在国内的工程基础训练和理论知识，我终于成功受聘，参建当年香港乃至东南亚最高的 (64层，330米)合和中心。同年12月，主管工程师被调回荷兰，为了节省开支成本，由我接替他的全部工作，成为高级机械工程师。
在飞利浦这段日子，我参加过兴建广州中国大酒店及桂林花园酒店、深圳罗湖海关联检大楼、广深高速公路监控及收费系统工程在法国验收设备工作。上80年代初，中国改革开放，我参加飞利浦在华各地的投资建厂工作，有上海虹桥机场扩建、南京彩管厂、深飞Lazavision厂、武汉长飞光纤光缆厂 (YOFC)，上海昆明混合疫苗厂等。其中最有成功感的有以下两个项目。一个是1986年虹桥机场扩建项目 当时有美、英、日、荷等国竞标，荷兰排到末位出场。总公司派了六名主管分别负责Master Planning、机场管理、候机大楼Services、机场跑道照明、升降及远程雷达及财务策划。他们在香港飞利浦和我汇合，每人给了我一份成寸厚的文件，说是明天在上海的presentation，并简单介绍了一下，叫我好好准备。我去上海，早餐时踫到中方主管，我介绍自己原是华工大的，今天代表飞利浦。主持人对我很客气说，给你提个醒，听了三天介绍都听腻了，叫你们老外不要讲废话，挑精要的讲。于是我回酒店客房告诉老外主持人说：“Listen, don’t talk nonsense! Make your presentation as much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.。”我想他们的原稿，亢长而近似王婆卖瓜，照此报告必败无疑。其他各国报告都批评中方原有设备不行，最好全部买新的……我建议荷方应为中方着想，考虑机场资金实况，提出“改装与添置新设备相结合的补充方案”。评标结果，我方方案符合国情而被釆纳，从而夺得三亿美元的合约 。
另一个项目是1987年新建华飞彩管厂。当时电子工业部研究院及工厂派出30名工程师，由我们陪同去荷兰现场设计，我的角色是技术协调 (Technical coordination) 。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，设计思想和方案往往会出现分歧。最初荷方根据现有厂房设施，提供的供电站并无值班工程师室，因而被中方否决。荷方坚持电站设备全自动化，无需值班人员。中方认为按中国规范，要值班员按时抄表纪录。继而双方又因为涉及女工程师值夜班问题意见不一。荷方认为难以想象。我花了几个晚上，走访双方工程师，解释由于国情不同，文化差异，引起分歧。我对荷方工程师说，中方30位工程师中有半数是女性，她们参与设计，后可能落厂管运营，值夜班也不奇，深夜下班，只有自行车 (当年私人汽车未普及) 回家不方便。最后荷方让步，同意修改图纸，配备女工程师住宿及生活设施。
牵线搭桥 回馈祖国赤子情
十年来，我参加外资在中国各地设厂项目。由于身份特殊，我尽量照顾中外双方利益，做到双赢。并且希望利用此机会，以平生所学，回馈国家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曾经将亲身参加的高层大厦的资料及报告，交给朱九思老院长，并由新成立的建筑学院 (周卜颐教授主持) 介绍。这30年来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将国外最新情况，带回母校，安排研讨会。建筑学院两次（1999年初评及2004年复评）专业评估会，我都去武汉协助工作 。2010年10月，我在建筑学系举行了《建筑可持续发展》讲座，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。
我到香港时，早期还没有校友会。那时有很多从内地到香港的校友，迫切需要找到工作。我也在飞利浦公司收到过电话，电话里校友就说，吴同学，我是华工××系的，我现在到了香港，学历也不被承认，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到英国政府的机构，到私人机构去，到一些非英国的，比如荷兰、意大利，都可以。他说，你能不能为我写一个证明啊？那我当然可以，我就用飞利浦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身份给他写推荐信，说明这个学生是有工作能力的。这样就解决了一些问题。但是光靠个人的力量还不够，最早到香港的几位校友就考虑要成立校友会。我们开始只是聚在一起喝喝茶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校友会的事就提上议事日程了。1980年，当时各方面时机成熟，我们就酝酿成立了香港校友会。当时在香港的校友关志刚、陈振炎、李乐熙、李筠敏、区卓铨，还有我本人先成立一个筹备小组，写了信给朱九思老院长，说我们要成立香港校友会。他说好啊，我支持这件事。1980年9月27日，香港校友会成立，他还发来贺电。1997年香港回归，朱九思老院长和夫人亲自到香港来。关志刚是香港校友会顾问。李乐熙、李筠敏、张裕锜、黄少明是后来的会长。
香港校友会是华工在全国的第一个校友会。从一开始，就受到母校朱九思老院长的亲切关怀。卅年来被誉为“架起了一座海外通向母校的友谊之桥”。前二十年校友会的工作主要是联系母校，切磋学术，关心老校友的工作和生活，并多次为母校教育事业筹募奖教、奖学基金HK$311,588.00；为铺建主校道“紫荆路”又筹得HK$388,900.00。继后又有永远荣誉会长梁亮胜、张庆华校友捐资教育基金，嘉惠国人; 校友章贵祥2025年11月捐赠外国语学院100万元。
香港校友会的工作基本上分两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以后到1997年。这个阶段主要是帮助新来港校友寻找工作，安定生活为主。1997香港回归到现在，随着取得学士修读硕士、博士的学生渐多，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这些学生熟悉香港环境，安心学习。为此，我们每年9月初安排一次有特色的迎新晚会，邀请华科大于香港6所大学在读的研究生，分别安排到该校(如港大、中文大学等) 的新生席上，并向他们介绍“这是你们的师兄姐， 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他们!” 这样一来，新同学都放心了——一到香港，就有校友接上头，充当向导。另一项活动是每年春节我们都组织团年饭，邀请留港度岁的校友参加，跟同学会会长，老校友及理事们共度春节，使留港校友不至于孤独地在港度岁。这些工作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几届。
年前，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，她并没有参加华科大香港校友会，因为患癌症入院病危。她的同学报告校友会。张会长接到消息，当机立断，立即设法找到她在武汉的父母，并通知母校校友总会，联络保卫科，请求协助她家人办理紧急赴港签证。由于华科人的互相关爱，终于让其能够在亲人怀抱中安详离世。
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以后我们就很注意，经常对在读的来港学生校友强调，对新来的同学，大家在一个学校的，一定要关注他们有什么异常举动。有些人闷闷不乐，也不参加活动，那一定有什么心事。对这些同校的同学就要关注，防止他们生活不习惯，有心理压力，心理不平衡以至于有忧郁症等情况，防止有些事想不通，以至于再出现不幸。我们为什么搞这些迎新活动，就是想把他们联络起来，团结起来，有一个网络，大家能得到帮助和关心。
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香港特区亦着手草拟第一个五年规划。华科大香港校友会新的一届理事会在黄会长领导下，联合各方仁人志士，在香港科技园举行大湾区论坛，研究如何延揽人才。希望我们努力所做的一切，都符合校训所倡导的明德、厚学、求是、创新的华科大精神。
以七律一首作为文章的跋尾诗
（作者系广东珠海人，香港培正中学1953年高中毕业，1953-1957 华中工学院机械系本科毕业；1960年任华中工学院讲师，1985年任华中工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特约研究员，1992年12月任华中理工大学 HUST顾问教授；香港工程师学会资深会员 (FHKIE);香港注册机械专业工程师( RPE, Mechanical)，美国供暖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员ASHRAE Life Member, 香港中国高校联工程师联合会理事。）
编辑：张雯怡
审核：万霞、范千
审定发布：詹健